悲歌

汉少帝 刘辩

天道易兮我何艰！

弃万乘兮退守蕃。

逆臣见迫兮命不延，

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若将东汉十四帝的寿数连成曲线，会呈现一条惊心动魄的轨迹——开国之君光武帝享寿62岁，其子明帝四47岁，尚属正常。但从章帝开始，曲线陡然下坠，31岁的章帝开启魔咒，随后9个皇帝中无一人活过36岁，更有4个帝未成年而夭。东汉皇帝平均寿数不到30岁。这幅寿命曲线图，堪称是东汉王朝的政治体温表，记录着皇权如何在外戚、宦官、疾病的三重绞杀下逐渐失温。

  外戚与宦者的“死亡游戏”

读东汉

王令

汉鼎重炎逆血熬，

当时天子亦勤劳。

不能来作唐虞计，

未会严陵所谓高。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秋，汉顺帝刘保在玉堂前殿批阅奏章时突然笔落在地。《后汉书·孝顺帝纪》以“帝崩于玉堂前殿”七字记载。但李贤注引《东观汉记》透露关键细节：“帝不豫，大将军冀（梁冀）侍疾禁中。”这位三十岁天子的暴亡，恰似其父汉安帝命运的复刻——二十年前，三十二岁的安帝南巡途中猝死，随行的阎皇后与其兄阎显仿效前朝赵高与李斯，立即封锁消息，上演了一场“秘不发丧，驰骋四日”的权力狂奔（《后汉书·安帝纪》）。

  本初元年（146年）六月，九岁的汉质帝刘缵朝会，梁冀无视君王的存在，俨然以一国之主飞扬跋扈，残害忠良之臣。质帝目视梁冀曰：“此跋扈将军也。”退朝后，梁冀命亲信将鸩毒掺入煮饼。《后汉书·李固传》记载了惊心动魄的临终场景：“帝苦烦甚，使促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这种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控的死亡游戏，在东汉宫廷形成恶性循环：和帝二十七岁诛窦宪靠宦官，顺帝三十岁废阎氏靠宦官，桓帝三十六岁灭梁冀仍靠宦官。每场政变后，新崛起的宦官集团又成为下一个专权势力。权力只忠于权力的来源。东汉的王权并不在帝，而玩弄于外戚与宦官的股掌。外戚欲掌控朝政，必立幼主。而幼主成年，必依靠宦官摘除外戚。宦官帮助铲除外戚，又成为新的朝政把控者。皇帝始终是别人手中的玩偶，其皇权和寿命也就由别人决定了。

  被方士绑架的养生术

马嵬·其二

李商隐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建光元年（121年）三月，汉安帝刘祜的南巡车队行至叶县，不幸于途中去世。《后汉书·安帝纪》记载：“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深宫中的养生术反成催命符，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揭露：“今观洛中，浮侈尤甚，太医令率皆巫家，持符水以为验。”可见当时之风气。

  被天灾加速的王朝崩解

东汉帝王叹

谭玉平

桓灵童稚坐高堂，

外戚宦官代代忙。

党锢寒流湮士骨，

黄巾热浪裂天纲。

洛阳宫阙灰中烬，

西苑旌旗血雨亡。

若问汉家何至此，

荒庭幼主泣残阳。

  元嘉和延熹年间的洛阳大疫中，皇宫成为重灾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回忆：“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这场持续数十世纪的瘟疫，对密集居住的皇室打击尤甚。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大疫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哀叹：“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此时已是山阳公的献帝刘协，却因祸得福，他离开皇宫而幸免于难。当他背着药篓行走在浊鹿城郊时，这位五十四岁的前皇帝或许顿悟：他的祖先们并非注定短寿，而是被困在三个无形的牢笼中——外戚与宦官编织的政治牢笼，自己和方士制造的欲望牢笼，瘟疫笼罩的病害牢笼。

  从光武帝六十二岁的原陵到献帝五十四岁的禅陵，东汉皇陵沿北邙山排成一道斜线，好像就是这个王朝逐渐衰弱的生命线。当我们分析东汉皇帝这道生命曲线，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凋零，更是一个制度性悲剧的样本——当皇权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玩物，当科学被愚昧绑架，最高权力者反而成了最先的牺牲品。（作者前卫 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