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月19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拍摄的断壁残垣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中东浩劫难止息。两年多来，点燃于加沙的战火向中东多地外溢蔓延。成为众矢之的以色列在战争中也付出巨大代价，国力消耗、经济承压并深陷安全困境，国内反战情绪渐涨，在国际上日益陷入孤立。

　　综合因素促使下，近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加沙停火协议。诸多观察人士认为，相关方案或许能为加沙地带长期停火开启一个窗口期，但关键在于落实，加上地区固有矛盾复杂，以及方案本身漏洞等问题，未来事态依旧不明朗。

　　充满变数的形势下，加沙何往、中东何往？中东乱局、难局背后又投射出怎样的时局之变？围绕这些问题，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作出了深入解答。

地区棋局大调整

　　《环球》杂志：新一轮巴以冲突已持续两年有余，如何看待这场多维度较量，包括外溢效应等？总体演变态势如何？

　　马晓霖：这场冲突从巴以地区发轫，迅速扩展到东地中海地区、红海地区、波斯湾两岸，地理上几乎覆盖整个西亚地区或曰“小中东”（亚洲西部+埃及）；卷入冲突的地区国家接近10个，且包括多个非国家行为体，尚不算协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美国，以及与美国协同为以色列提供导弹拦截的英国和法国等；死亡人数超过7万，受伤人数接近20万（主要发生在加沙地带）。

　　冲突经历了不同阶段和战场，波及范围之广、卷入冲突者之多、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大、地区和国际冲击之强，都超过1948年至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基于上述原因，我和部分学者日益强烈地认为，不应继续使用“新一轮巴以冲突”这种简单化的表述，而应正式使用“第六次中东战争”概念。

　　日前，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但这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除停火协议的执行等存有诸多变数之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两年多来，已引发中东安全秩序、地缘关系、力量格局多重变化，并处于演进与转型进程中，最终如何定型有待继续观察。

2024年10月1日，以军防空系统拦截的发射物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

  《环球》杂志：冲突从开始到现在，参与方势力消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怎样的“中东新队列”？

　　马晓霖：在两周年节点上略作总结，已可以看出一系列新变化和新发展。

　　首先，由伊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行为体和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四个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中东“抵抗之弧”，在军事上基本被以色列打垮，而且叙利亚政府已意外垮台。这将对今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产生深远影响，表明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和军事博弈方式打败以色列的路径不但严重过时，而且确实行不通。

　　其次，因2011年前后那场波及范围广泛的政治浪潮“阿拉伯之春”而崛起的“什叶派之弧”，也即我常说的“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轴心”，因为伊朗被美以联合袭击、叙利亚政府垮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几乎被“团灭”并失去战斗力而彻底解体，伊朗的地缘影响力被迫大幅度收缩，困扰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和身份政治博弈以伊朗的受挫而进入低潮。

　　其三，以色列四处用兵，拳打多国，彻底垄断中东地区制空权，军事影响力达到建国以来的历史顶点。但是，以色列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人道主义法的肆意践踏也前所未有，极右翼势力驱动的“大以色列”梦想引发中东国家普遍担忧。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阿以）和平进程经受重大考验，与以色列关系正常的阿拉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无一采取断交或经贸抵制等强硬措施，阿拉伯街头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这表明流行中东半个多世纪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也预示着巴勒斯坦在与以色列的博弈中会进一步陷入孤立和被动。

　　其五，俄罗斯丧失中东最后一块战略资产叙利亚，无力保护昔日盟友“什叶派之弧”，暴露出无力两线开战的实力局限，短时间内也难以恢复在中东的博弈能力和话语权。美国因近乎无条件、无底线地偏袒以色列而在中东更加不得人心，其推动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受到质疑与挑战，并将持续为以色列这块“战略负资产”付出代价。

　　其六，巴基斯坦升级与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这是改变中东和南亚安全格局的重大事态，结合巴基斯坦媒体、美联社等相关说法，此举也将增强伊斯兰世界的核自卫与核威慑能力，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地缘关系变化。

10月5日，数百民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以及拦截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并扣押包括多名南非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要求以色列立即结束军事行动、释放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这是当天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拍摄的游行示威现场

  《环球》杂志：中东乱局下一步主要悬念有哪些？决定性因素主要有哪些？

　　马晓霖：总的来说，这场浩劫推动中东地区由“阿拉伯之春”后的“阿拉伯之冬”乱局，走向更加复杂的变乱交织和前景不确定状态，地区安全体系、治理体系和地缘关系体系被全面解构，陷入新一轮“春秋战国”式大博弈的泥潭，各种力量和关系重新洗牌，开启新的合纵连横和纵横捭阖进程。

　　其中，巴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领土争端（包括以色列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纠纷）走向不明，各方总体而言依然“迷信”通过实力决定成败。伊核问题也依然是导致伊朗与以色列乃至美国产生直接冲突的潜在引爆点，而伊朗是否改变延续40多年的张力型反以抗美外交政策，是三方能否和平相处的关键因素之一。叙利亚政权更迭后的中央统辖能力不足、地方势力武装割据和半独立分治，以及美国、以色列、土耳其等外力作用明显的格局难以改变，如果国家统一与力量整合失败，叙利亚将成为又一个碎片化国家，并将冲击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加沙矛盾牵涉多

　　《环球》杂志：美国政府9月底发布有关巴以冲突的“20点计划”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战略上正在发生变化？文件落实的可能性如何？

　　马晓霖：特朗普政府公布“20点计划”的核心诉求是结束加沙战争，终结哈马斯的军事存在，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推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进入正常轨道，避免美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进一步被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绑架，维护美国在中东低成本投入前提下的安全主导作用，维护美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庞大军火市场和可观吸金潜力。

　　不过，美国目前的中东战略尚看不出大调整的苗头，基本还是维持现状，也即宏观上减少战略投入甚至进行适当收缩，但前提是必须确保恐怖主义不能死灰复燃，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出现扩散，确保石油和天然气的正常生产和供应，确保美国的军事基地及人员安全不受侵犯，确保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不能受到根本冲击。

　　这份文件的落实有赖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切实愿意结束“以战养战”“以战养政”的现实方略，有赖于哈马斯未来最大程度的“去军事化”和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有赖于在加沙地带建立不同以往且有效运行的技术性管理机构，当然也有赖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集体支持和配合。

10月10日，在加沙地带中部，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行进在返回加沙地带北部的路上

  《环球》杂志：以色列方面多次扬言消灭哈马斯，持续推进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同时进一步分割约旦河西岸巴领土。未来，哈马斯、加沙地带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的前景将如何？

　　马晓霖：哈马斯能发展壮大到今天，以色列政府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功不可没”——他通过所谓“割草战略”长期对哈马斯“剿而不灭”，刻意在巴勒斯坦社会扶持两个权力中心，形成两种势力、两种观念、两种治理模式乃至两种斗争策略与方向，进而成功分化、内耗和削弱了巴勒斯坦整体力量。

　　所以，就算加沙实现了“去哈马斯化”，以色列当局也会扶持新的力量，使之与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分庭抗礼，使巴勒斯坦继续维持门户林立、政出多门、外力插手、彼此内耗和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未来无论是加沙地带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重建，还是“两国方案”通过和平谈判变成现实，巴勒斯坦内部能否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团结和统一，能否形成高度化、制度化的政令、军令和法令大一统，仍是重要前提。

阿拉伯世界之变

　　《环球》杂志：如何看待近来的巴勒斯坦国“承认潮”？巴以问题最终解决难点在哪里？

　　马晓霖：巴勒斯坦1988年宣布建国并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承认，但它一直不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2012年11月，第6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地位。202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并建议安理会重新审议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这一决议为巴勒斯坦国加入联合国奠定了法律基础。

　　近期很多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其中一些西方国家转变原有立场施压以色列尤为受到关注，意味着巴勒斯坦国迎来罕见高质量外交承认浪潮，这是巴勒斯坦事业的道义胜利、法律胜利和舆论胜利。但是，这波“承认潮”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苦难表达同情，对以色列穷兵黩武并为所欲为表达强烈不满和愤慨，是对“两国方案”的政策背书和坚定支持，对“大以色列”图谋的当头棒喝。

　　但是，“两国方案”的最终落实，需要获得以色列的认可与接受，需要以色列退出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等所占领土，让巴勒斯坦国确立边界、首都和海陆空口岸掌控权。内塔尼亚胡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直言，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不仅是他本人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的政策，也是以色列的“国策”。他声称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来说相当于“民族自杀”，并对巴民族权力机构持否定态度，称巴勒斯坦人并不想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国家，也不相信“两国方案”，而是想要一个“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因此，不能过高估计“承认潮”带来的实际作用，不能低估巴勒斯坦国从法理上、地图上和外交承认上真正落地的艰难性。

　　目前巴以间的协议主要是双方于1993年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其核心原则是“土地换和平”。它被认为是巴以和平进程的里程碑，巴民族权力机构就是在该协议基础上成立的。着眼未来，对巴勒斯坦而言，有一个政府、用一个声音、持一种立场，在结束加沙战争后尽快与以色列重启“最终地位”谈判，最终依据《奥斯陆协议》原则和精神，或许才能从根本层面解决巴以领土纷争。

10月9日，埃及总统塞西（右二）在开罗会见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左二）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左一）

  《环球》杂志：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怎样的历史之变？阿拉伯-伊斯兰紧急峰会呼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团结一致应对共同挑战和威胁，这些说明了什么？

　　马晓霖：阿拉伯世界自近代以来先后经历过几个大的历史阶段：

　　首先是一战二战期间及其后因为奥斯曼帝国解体而出现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建立浪潮，它导致地跨广阔西亚和北非、拥有数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最终形成22个国家和地区，并建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

　　其次是整个冷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阿拉伯世界的高端政治，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直接或间接卷入由巴勒斯坦归属问题引发的五次中东战争，“先军政治”（军事为先）是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主流国策。

　　其三是冷战结束后三十年，阿拉伯世界逐步摆脱大国控制而走向自主探索和发展，并最终因普遍治理失败，加之外力干涉，引发了持续十余年的“阿拉伯之春”政治浪潮，导致一系列“共和制威权统治”相继解体。相比之下，摆脱冷战体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风景这边独好”，依托丰富的石油美元、天然的王权合法性、财富再分配而构筑的基础雄厚的“食利阶层”拥戴，以及美国的军事保护，形成稳定、发展、繁荣与共富的“海湾模式”，也使得阿拉伯世界产生较大的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准反差。

　　但是，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当前这场动荡，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阿拉伯民族主义被钉进“历史棺材”，巴勒斯坦问题已首先被阿拉伯社会边缘化，甚至在更广袤的伊斯兰世界，巴勒斯坦问题都已让位于本国内政与外交。这既是阿拉伯世界经历的第四次思潮嬗变，更是发展路径之变。

　　当前这场中东乱局确实上演了“伊斯兰国家大团结”，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力量和势能，也没有对美国和以色列形成足够压力。这种基于人道共识、同教同宗的立场表达，并不比欧盟或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表态更具特殊意义，本身也说明宗教情结、宗教纽带和宗教势力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已明显弱化。

　　《环球》杂志：卡塔尔等国频频出现在热点冲突斡旋场，这种斡旋力量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马晓霖：卡塔尔、埃及、阿曼以及土耳其等都是中东频繁发起外交斡旋的国家，也因此获得超越综合国力的超级影响力。尽管以色列空袭牵线搭桥的卡塔尔，但不会影响从斡旋外交中尝到“小国大为”甜头的类似国家。就中东冲突而言，未来无论是推动巴以和谈、叙以和谈、黎以和谈，乃至美国、以色列与也门胡塞武装以及胡塞武装同其他内部两派的谈判，都依然离不开上述地区“月老”的穿针引线。此次在埃及达成停火协议，即是例证。

世界变局的投射

　　《环球》杂志：中东局势与俄乌冲突两大热点如何相互影响？两种立场的“和平方案”主要不同在哪里？

　　马晓霖：中东局势与俄乌冲突是两个不同起因、不同性质和不同影响的问题，俄罗斯、美国、欧盟、中国等都有公开的政策和立场，也都有不同的处理思维、逻辑、路径和方式，甚至有不同权重的投入，但两大问题必然会因国际时局的错综复杂而产生一定联系。

　　中东和平和俄乌冲突的关键词都是土地，但中东乱局是英法肢解奥斯曼帝国而遗留的殖民主义孽债，冷战期间曾有撬动大国关系的作用，冷战后已很难产生改变世界格局的影响。俄乌冲突既是近千年俄罗斯与西欧世界博弈的延续，更是冷战结束后俄欧发展与治理差距催生的相关裂痕和变局的体现。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步步推进，促使乌克兰成为大国角力与博弈的终极战场。

8月10日，民众在加沙城领取免费食物　

  概言之，中东争端问题的障碍在于冲突各方难以围绕土地作出妥协；俄乌冲突问题的本质是大国争夺战略安全空间。二者都涉及“和平方案”，不同利益方支持的方案内容势必有所不同，在联合国层面常常会看到围绕有关决议书而产生的“掐架”现象，日后也依然会很常见，但美西方那种体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案，大概率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环球》杂志：中东国家近年来对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等全球南方框架表现出浓厚兴趣。这对巴以乃至中东问题的解决有何启示？

　　马晓霖：中东国家日益向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框架看好或靠近，本身就证明世界的确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不断向多极化演进；全球政治、经济和贸易体系由西方主导向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主导方向演进；美国和西方治理世界的模式和路径越来越不适应正在变化发展的世界。

　　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成员，有些也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成员国或观察员国等，由此也使得中东问题日益明显地成为“上合问题”“金砖问题”或“全球南方问题”。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视角、大国视角、冷战视角、东方主义视角乃至霸权视角，在这三个框架内看待中东问题，自然多了一些第三世界视角、南南合作视角，以及平等与友好协商视角。具体到中东问题的解决，上合、金砖和全球南方框架的优势也许在于，可以设计新的对话框架和解决模式，提供新的会谈场所和氛围；挑战则是缺乏大国的传统影响力和实际监护力，尤其是安全保障层面。

　　在本届联大系列活动中，贯穿始终的激辩折射出多边合作潮流与单边霸权逆流的对撞，加沙冲突提醒人们，和平与发展事业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强调，中东不稳，天下难安。中东不能永远处于冲突的阴影下，地区人民也不能持续生活在战争的不安中。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落实“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拒绝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坚决反对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危险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