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炜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冠心病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有时候我们在导管室里做着做着手术，会发现台上的患者年龄比医生还小。”他说，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正在悄然显现的趋势。

冠心病不再只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吴炜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从流行趋势、症状识别、风险管理、介入治疗、康复方式到个体化用药，进行了深入解析，也纠正了一些社会上流传已久的误区。

患者数量仍在增长，年轻化渐显

如果说十几年前，大多数冠心病患者仍集中在中老年群体，那么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已经不再罕见。他强调，公众之所以觉得年轻人发病突然，多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冠心病并非“突发疾病”，而是多个危险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冠心病发病总量在上升，这背后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还有长期生活方式和慢性病管理产生的沉积效应。

让他印象尤其深刻的还有城乡差异。“很多人以为城市白领心梗多，是因为媒体报道常见，但实际上农村地区发病率更高，只是知晓率低，也缺乏规范治疗。”

至于年轻化，他认为并不是“疾病下沉”，而是危险因素提前累积。“熬夜、久坐、外卖、吸烟、高油饮食、情绪压力大、缺乏体检，这些因素把原本五六十岁才会爆发的风险提前十年、二十年。”但在总体发病构成中，中老年人仍占主力，只不过年龄边界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

胸痛≠心梗，哪些信号必须就医？

胸痛是公众最常联想到冠心病的症状，但在吴炜看来，正是“怕得不对、忽视得不准”导致不少误判。他解释，冠心病和急性心梗确实会引起胸痛或胸闷，但反过来，胸痛并不必然意味着心血管问题。在大型三甲医院的胸痛急诊中，真正最后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不到三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惕是多余的，而是需要更清晰地识别心源性疼痛的特征。

他提到一个临床上的常见判断经验：如果一个人能用手指明确指出胸口某个点疼，那么这个疼痛往往不是来自心脏，因为心脏属于内脏器官，其疼痛定位并不精准。同时，一两秒钟的刺痛、电流感、扎一下就没了的感觉，也大多不是缺血性表现，多见于肌肉、神经或体表组织。而真正心脏缺血导致的胸痛，在运动、快走、爬楼、背重物时最易诱发，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休息后逐渐缓解，严重时还可能伴随胸闷、出冷汗、咽部不适或向肩膀、下颌、牙齿放射。

吴炜提到，患者不需要自己分辨所有诊断类型，但当胸部不适超过二十分钟、伴随呼吸困难、恶心、咽部紧缩或放射性疼痛时，不要犹豫。“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吸烟或者有心脑血管家族史的人，如果突然胸痛但说不清位置、也描述不出性质，就应该尽快就医。”

谁是高危人群？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都要注意

关于高危人群，吴炜将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分为“不可改变的”和“可改变的”两类。年龄、性别和家族史是无法调控的背景变量，如男性在中青年阶段发病率高于女性，但女性绝经十年后逐渐追平。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多基因累积效应在一些家族中表现明显。但他更强调的是可干预因素，其中“三高”、吸烟、肥胖、缺乏运动、情绪压力、饮食结构失衡都是冠心病进展的“加速器”。

他指出，不少人仍习惯把慢性病当成“短期干预型疾病”，期待“一次吃药好几年”“控制两个月就能停药”，这是一种危险误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是感冒，也不是肺炎。它们本质上不能根治，只能被长期控制。如果控制好，风险就压住了；如果反复波动，就在为冠心病埋雷。”

冠心病患者的血脂控制目标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层管理。例如，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3.4以下即可；若合并高血压或超声发现颈动脉斑块，则需降至2.6以下；一旦确诊冠心病或做过支架，目标值降到1.8以下；如果曾发生心梗、合并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甚至脑卒中，则应降到1.4以下。“有人觉得数字小得不现实，但越高危的人越承受不起血脂的继续攻击。”

做过支架怎么康复？别把自己当病秧子

提起冠心病就不可避免提到支架。吴炜说，大众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血管堵了就得放支架”“放完支架就不怕心梗”。他解释，支架真正发挥作用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发生急性心梗，需要紧急开通血管防止心肌大量坏死；第二，出现明显劳力性心绞痛，影响日常生活和心功能。“如果一个人血管堵得七八成但没症状，也没有反复胸闷胸痛，那么预防性去放支架并不能减少他发生心梗的概率。心梗本质上不是堵到百分之八十、九十才发生，而是斑块破裂后形成血栓堵死血管。”

吴炜强调，支架不是“预防针”，也不会替代药物治疗。很多人担心“放支架就要一辈子吃药”，他解释：“心梗病人不管放不放支架，药物都是一样要吃的。降脂、抗血小板、控制血压血糖，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是没有心梗、仅因狭窄症状放支架的患者，只是在术后一段时间加到两种抗血小板药，长期方案仍然要回归基础病管理。

对于患者关心的术后生活，吴炜态度很明确：没有心梗和心衰的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运动。“很多人以为放了支架不能动，这是误解。真正限制他们活动的不是支架，而是没有治疗前的胸痛。”他鼓励术后逐步恢复慢跑、骑车、游泳等中等强度运动，同时提醒要避免极端刺激，如蒸桑拿、蹦极、极限过山车、深潜等。如果存在心衰，则需在医生和康复医疗科的指导下制定运动处方，控制心率和运动负荷，逐步恢复功能。

精准用药还在探索期，但协和医院“个体化治疗”已落地

过去几年，“精准用药”一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部分患者误以为冠心病已经可以通过基因检测“一人一药”。吴炜指出，目前在冠心病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基因指导用药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循证依据。“有一些小样本研究探索了抗血小板药物代谢基因和药效关系，但扩大人群后临床效果并不稳定，不足以替代指南推荐。”他认为，目前更现实、更有价值的仍然是个体化治疗。

所谓个体化治疗，并不是盲目创新，而是基于病人的具体情况做合理调整。例如育龄期女性的降压治疗要避开对胎儿有致畸风险的药物；对长期高盐饮食、嗜酒、肉类摄入量大的男性患者，医生会加强利尿和饮食干预方案；合并肿瘤、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在手术计划的患者，则需要与外科、麻醉科、消化科、风湿免疫科等多学科合作，根据风险和时机设计治疗顺序。“很多复杂病例不是靠一个科室解决的，而是靠综合判断找到最合适、不是最激进的方案。”

吴炜谈及北京协和医院在冠心病介入治疗方面的优势时强调，“协和医院的特点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多学科的整体评估能力。”许多冠心病患者合并肾病、肿瘤、血液病、风湿免疫病等复杂病情，在专科医院难以得到全面方案。“我们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把血管情况、手术风险、药物影响、其他脏器病变统一评估，给出最佳方案。”

别再误解支架、他汀和药物治疗了

谈到公众认知误区，吴炜坦言，最麻烦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错误信息和断章取义。一些人把网络短视频当“医疗结论”，看到“国外都不用支架了”“斑块可以整体切除吸出来”就轻信。“那些视频很多是动画演示，斑块在体内往往像石头一样硬，不可能像吸血块那样完整取出。目前支架植入依旧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广泛应用。”

关于他汀类药物，吴炜也经常被问起“会不会伤肝”“会不会致癌”“会不会升血糖”。他解释，中国人确实比欧美人群更容易在服药初期出现转氨酶升高，但这是可监测、可撤药、可逆的。“就像有人吃芒果会过敏，但你得先吃了才知道自己会不会过敏。”至于“服药导致肿瘤”，他说那是因为这些患者因为预防或者控制了心梗和卒中而活得更久，肿瘤是在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发生的，不是药造成的。血糖轻度升高则远远小于他汀类药物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保护效果。

吴炜最后强调，冠心病不是突然来的，也不是靠一次体检或一次支架就能彻底摆脱的。“真正让风险下降的，是长期控制慢病、改善生活方式和规范治疗。不要等第一次胸痛、第一次心梗才开始重视，也不要指望一个操作就把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危险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