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17年前的SARS，在本次疫情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各大互聯網平臺所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以“健康碼”為代表的數字防疫手段，從浙江、上海等發達地域開始推廣，迅速覆蓋全國多地，協助各地職能部門落地數字化“網格管理”。互聯網平臺對謠言快速感知和快速辟謠，更對謠言的傳播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
近年來，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打下的良好基礎，有效緩沖了疫情防控給百姓生活帶來的影響。時至今日，新型社會主體的公益能力和責任意識、參與意識都有了很大提升，被社會寄予厚望。
此前，社會公共治理領域的政府建構，以政務微博最為典型。而在本次疫情的應急管理當中，數字化、網格化等公共治理手段被相關部門重視與熟練運用。疫情作為一個“極端”壓力場景，“倒逼”出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新起點，雖出人意料，但亦在情理之中。
一些地方的有序復工工作得到褒獎，除了民眾自覺，數字化公共治理手段功不可沒。與之相反，疫情當中出現的一些典型問題往往可歸結為公共治理失當，進而可歸因于相關部門技術能力薄弱或者說治理手段欠缺。例如，讓“武漢紅會”之前深陷輿論漩渦的物資處理事項，由一家醫藥物流企業接手后，依靠科技助力，一天之內就建立了一個現代物流系統。又如部分地方以簡單粗暴的封村封路來防疫，與網格化管理一對比，凸顯了基層數字化治理能力的不足。
也就是說，經此一“疫”，公共治理有望帶上“數字化思維”。相關職能部門的領導者如何在“數字化思維”的引導下，銳意進取，充分利用信息技術調動更多的社會力量協同，成為未來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的關鍵。同樣，經此一“疫”，我們也發現信息技術的普惠性還需要進一步推廣和下沉，數字化技術紅利需要從沿海省市推廣到中西部內陸省份，數字化系統和服務需要從政府內部的系統下沉到基層組織和普通民眾。著眼未來發展，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多方面合作將是大勢所趨，將會在社會應急管理、資源動員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疫情發展來看，我國醫療體制、流通體制、應急管理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協同方面仍有不少提升空間，互聯網在幫助政府搜集、發布疫情信息、實現緊缺物資的信息協同與高效配送等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目前政府內部、政府與社會之間已經搭成了信息網絡的基本框架，這使得全面的數字化治理成為可能。
無論個人還是企業、地方政府，都需要完成從簡單“上網”到復雜線上化的轉變。與此同時，“數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設將“去虛向實”，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蔣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