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接蓬蓬出院時與醫護人員合影。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供圖

　　出院后的蓬蓬拿著最愛的蘑菇搖鈴。受訪者供圖

　　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蓬蓬住過的PICU病房。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逸鵬/攝

　　在蓬蓬人生最初的8個月里，命運的饋贈清單很殘忍。他幼小的身體被塞進一個又一個危險，包括先天性心臟病、重癥肺炎、腦積水等。

　　2020年1月31日，護士王君接過面容青紫色的蓬蓬，進入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兒童重癥監護病房（后文簡稱：PICU）。

　　任婉紅和楊峰不知道這一次孩子又撞上什么“妖怪”了，他們守在PICU門外，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禱。

　　這是一條L型的長廊，散落著5組鐵質靠背座椅，夫妻倆各自坐一張，都不怎么說話。

　　祈禱沒有奏效，2月2日，蓬蓬被確診為新冠肺炎。他是目前已知的中國第二例危重癥新冠肺炎兒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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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王君至今記得，當她打開PICU的封閉式大門時，立即看見楊峰和任婉紅充滿焦急的眼睛。緊接著，她從父母懷里抱走孩子。

　　“家屬神色緊張，兩個人都搶著說話，孩子病情嚴重，是門診的值班醫生讓他們直接過來的，孩子讓包被裹住，不清楚詳細情況。我只能不停打斷他們，搶著把孩子抱過來。”

　　王君觀察孩子，蓬蓬當時臉色青紫、嘴唇發烏、手腳冰涼、皮膚干燥、呼吸明顯困難，從最外側的隔離門到PICU的病房，需要經過兩條廊道，穿越近100米。“我是沖進去的。”這位護士回憶。

　　在隔離門外，王君已經確定，孩子和父母近1個月都沒有武漢接觸史，可她還是不放心，“抱著他直接沖向PICU最大的病房”。這是為了避免蓬蓬與其他孩子接觸，出現交叉感染。同時，“他的情況實在是太差，搶救必須馬上開始”。

　　在奔跑的過程中，王君察覺到，她懷里的孩子狀態有細微變化。“因為呼吸窘迫，他特別煩躁，哭鬧不止，精神狀態也不好，起初還能感覺到他的四肢在包被里掙扎，慢慢就變得輕微。”

　　幾乎是王君剛一放下蓬蓬，PICU值班醫生陳曦就進入了這間病房。他立即通知正在值二線班的兒科主任焦蓉及PICU主任張愛明。因為不清楚蓬蓬的情況，所有醫護人員僅戴了一層普通醫用口罩，穿了普通隔離衣，藍色的、極為輕薄、密布小細孔。

　　心電監護儀和無創式呼吸機即刻啟動了。焦蓉記得，接上無創呼吸機，輸出的氧濃度已經達到60%，可孩子的血氧飽和度開始只有80%。隨著霧化治療和吸痰處置的進行，孩子逐漸安靜下來，血氧飽和度慢慢升至95%左右。

　　這位兒科主任介紹：“此前，患兒心臟病術后，使用有創呼吸機治療了45天，肺部損傷已經非常嚴重。10月末，又因為肺炎在武漢住院，他的肺部一直沒有得到充分休息。”

　　PICU主任張愛明則表示，因為長時間受疾病困擾，蓬蓬呈現出嚴重的營養不良，頭比一般的孩子要大一些，軀干和四肢特別瘦弱。他已經8個月大了，體長只有68厘米，體重只有6公斤。考慮孩子存在嚴重基礎疾病，當時病情危重，張愛明很擔心，若感染如流感病毒、腺病毒等毒力較強的，小孩可能救不過來。

　　就在入院這天，楊峰和任婉紅接到蓬蓬的病危通知書。這對90后夫婦對這份文件和這樣的場景非常熟悉，此前蓬蓬與其他“妖怪”搏斗的日子里，病危通知書曾有過“一天來一張”的情況。

　　楊峰覺得，這8個月是把兒子一次一次從死神手上搶回來的過程。他相信這一次還是能逢兇化吉，任婉紅則再一次崩潰了。

　　“1月31日前，患兒沒有出現發熱癥狀，近期也沒有武漢接觸史，當時并不符合進行核酸檢測的標準。我們查了血常規，拍了肺部CT，考慮是重癥病毒性肺炎，可我們沒辦法確定他到底是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焦蓉說。

　　實際上，早在武漢封城前，這位醫生就感覺疫情不太尋常。1月23日，她接到緊急通知，那一天，她參加會議直至夜里11點。會議剛一結束，所有的兒科病房就啟動了分級制管理。“隔離病房迅速就搭建好了，但是核酸檢測指標、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實在是太稀缺了。”

　　蓬蓬的核酸檢測指標是焦蓉和她的團隊向醫院申請來的。“如此嚴重的基礎性疾病，又是先天性心臟病術后，孩子無疑屬于極易感染人群，確定準確的病情已經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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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凌晨，蓬蓬開始發燒。

　　這一晚，他在PICU出現數次呼吸暫停，呼吸困難未見緩解，呼吸機供給氧氣的濃度在60%以上，他的血氧飽和度仍不能達到90%。

　　張愛明意識到，無創呼吸器撐不住了，插管是唯一的險招。

　　距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幾公里遠的一處小區中，楊峰和任婉紅待在家，幾乎整夜沒有睡。“離開醫院時，醫生專門交代，今晚手機必須保持暢通，有緊急情況會隨時通知我們。”

　　頭天下午6點左右，把孩子送進PICU的夫婦回到家中。屋里沒有蓬蓬的動靜，兩人都沒有吃飯，楊峰就坐在餐桌前，喝了很多酒，“一大口接著一大口”。他回憶，當時感覺胸口處被不知明的物體堵住，只有白酒淌過喉嚨時才會出現輕微的松動。在這個間隙里，他才能喘氣。任婉紅坐在臥室，一遍一遍看著孩子的照片，時不時就愣住不動了。

　　直到2月1日，凌晨5點，楊峰躺在床上，背對著不停翻身的任婉紅說：“我們還年輕，實在不行就再要一個。”他沒有聽見妻子的任何回答。

　　不到3個小時后，任婉紅的手機響了，她一瞬間將腰從床上挺起，在慌亂中接通電話。

　　電話那頭沒有傳來好消息。

　　“醫生就告訴我們，孩子狀態不好，需要插管，我是不愿意的。”任婉紅腦海里浮現起，去年6月在武漢協和醫院剛做完心臟病手術的蓬蓬，“他的嘴巴里就插著透明的導管，插上就一直沒能取掉，中間嘗試取了一次，孩子就不能自主呼吸了，只能再次插上。”

　　任婉紅不懂得插管呼吸機運行的科學原理，她只知道，插管后的蓬蓬只要一清醒就會出現掙扎。“孩子太痛苦了，我實在受不了這樣了。”

　　上午10點，麻醉科醫生汪海金接到蓬蓬確定實施插管的通知，“沒有其他的選擇，孩子需要更強的生命維系手段，這是唯一的辦法”。他從院區的另一棟樓趕到蓬蓬床前。這段路程不算短，他全程只用了8分鐘。

　　蓬蓬躺在床上，病房內的其他醫生按住他的四肢，插管開始了。汪海金沒有使用麻醉藥，“患兒太小了，如果使用麻醉，以他的身體狀況是承受不了的”。為了全力減少蓬蓬插管時可能遭受的痛苦，汪海金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一次性完成。

　　“喉鏡放入咽喉部上提時，看不見聲門，全是濃痰，我們不得不先吸痰，再將導管穿過聲門。”醫護人員固定導管和牙墊，接上已調好參數的呼吸機，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完成全部操作流程。

　　“此后的5天，他的呼吸狀態和血氧飽和度有明顯改善，但是循環系統一直不好，腎臟出現輕微衰竭，尿很少，還伴隨著血尿的情況，所以當時的治療不管是針對肺部的還是體內各大器官的，我們都需要時刻注意。”焦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由于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血壓一直偏低，血管活性藥我們使用了較長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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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日，蓬蓬被確診患有新冠肺炎。實際上，醫院2月1日下午就進行了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但是，孩子持續高燒不退，第二天進行的核酸檢測，結果顯示陽性。緊接著，3日、5日，蓬蓬又接受了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陽性。

　　得知兒子確診新冠肺炎的消息，楊峰隨即從沙發起身，去陽臺點燃了香煙，任婉紅把電視機聲音調得很大，播放著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節目。她無法想象接下來等待蓬蓬的是什么，“咒罵命運為什么如此不公”。

　　在張愛明的記憶中，蓬蓬的發熱時間持續得格外長。“他整整燒了14天，體溫最高的一次達到39.7℃。我們從2月1日，就開始使用小劑量的激素——甲潑尼龍來抑制炎癥，根據‘新冠指南’，我們只使用了5天，停藥后，他又出現反復發熱。經過與武漢同濟醫院教授遠程會診，并經家長簽字同意后，我們使用克力芝來抗病毒治療。” 這是全球首例嬰兒使用該藥物治療新冠肺炎。

　　有著20年從業經驗、經歷過“非典”的張愛明第一次遭遇如此艱難且漫長的戰斗。“他的危重程度可能比一些常見的重癥患兒輕，但是那些患兒的炎癥高峰期很快就能過去，而他的病程一直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蓬蓬從入院第一天起，就一直住在單獨的病房。2月2日確診后，蓬蓬被轉至PICU內的負壓病房。這里的氣壓比室外低了5帕，室內空氣中潛藏的病毒不會流通到室外。

　　負壓病房里，所有操作都很艱難。由于蓬蓬長期使用血管活性藥和一些高濃度藥物，淺表靜脈（皮膚下表淺的靜脈）受到的傷害極大，必須采用深靜脈注射給藥。

　　直到現在，李翔還能清晰地回想起給蓬蓬穿刺時的緊張感。“此前，患兒因為長期住院，血管條件很差，我又穿戴著防護服，手上裹著3層手套，臉上戴著護目鏡、面屏，使用的導管特別細，管體要進入他的體內6厘米左右，管口需要對準上腔靜脈，患兒本身又有先天性心臟病，所以每一步操作都無比小心。”平時穿刺，從準備東西到完成也就10-20分鐘，給蓬蓬穿刺的操作持續了1個小時。李翔說：“完成后，手都在發抖。”

　　2月10日，魯美珍在負壓病房第一次見到蓬蓬。此時，距離他上插管呼吸機已經9天。“孩子孤伶伶的，一個人躺在比他大好幾倍的床上。雖然依舊高燒，但是四肢冰涼，我們為他的小手小腳套上薄膜手套，外面又包上了紙尿褲，希望他可以暖和一些，可效果并不好。”這位護士回憶，“剛來醫院的兩天，孩子一點東西都不能吃，一直靠營養針來為身體供給。”兩天后，蓬蓬開始依靠鼻飼獲得少量的牛奶。最開始，一次只能服用5毫升，一天吃8次。吃多了，腸胃就會受不了。他身體的所有器官都太脆弱了。

　　魯美珍是一個年輕的媽媽，眼前的一切，都刺痛著她的情緒。“每次進入負壓病房，只能有一個護士，一個班次8個小時，很多時候我就靜靜地看著他，一點異常我就會無比緊張。就是當成自己的孩子在照顧，氣管護理、做霧化、吸痰、口腔護理，每兩小時就要變換一次體位。他的衣物、紙尿褲要時刻保持干燥，屁股不能出現一點點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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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期待已久的轉機在2月14日夜晚出現。

　　蓬蓬的體溫終于開始下降，手腳也逐漸溫熱起來。

　　第二天，經過詳細的評估，插入蓬蓬口中的透明導管被摘除了，他身旁工作了14天的呼吸機關閉。

　　2月17日，蓬蓬接受了第二次肺部CT掃描，楊峰一個人趕到醫院。“CT的結果還是不樂觀，肺部已經有不少實變，孩子的精神狀態依舊很差，唯一的安慰感是抱了抱孩子。”

　　年輕的父親一回到家，就迎上孩子母親滿懷期待的眼神，孩子的實際狀況就這樣一直卡在他的嘴邊，“實在不忍心再去說一遍，只能說好多了，好多了”。

　　2月20日，楊峰又去了一次醫院。這次他沒能見到孩子，只送去一箱營養米粉。“醫生告訴我，孩子現在需要吃輔食來提升營養，我就想著都能吃輔食了，那肯定好多了。”那天，楊峰覺得去醫院的動力前所未有地足。

　　但他還是遠遠低估了蓬蓬的轉變。

　　護士馮若男記得，2月20日之后，蓬蓬胃口出奇地好，半個小時能喝掉200毫升牛奶。“我如果不去控制，他可能吃得更多，精神頭變好了，你只要逗他，他一定笑。手也開始恢復靈活，他喜歡把身上貼著的心電監護線拿在手中當玩具。”

　　幼小的蓬蓬迸發出的生命力也帶動了PICU所有的工作人員。“以前醫護人員進入負壓病房，8個小時不敢說一句話，現在，只要孩子沒睡覺，他們就能一直給孩子唱歌聽。”

　　2月26日，蓬蓬的病情和各項生命體征已經符合轉出PICU的標準，但核酸檢測遲遲沒有轉陰。“本想著把孩子轉出去，但還是不放心，這個病毒太狡猾了。”陪著蓬蓬“打怪”26天的張愛明在治療方面沒敢松勁兒，但精神上輕松了很多。“每天進去查房都看見孩子的笑，你會感覺壓力都減輕了。有時他躺在床上，雙手在空中撲騰，還會笑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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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日、14日，蓬蓬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都呈陰性。PICU所有醫護人員擔心的“反撲”沒有出現。

　　15日，晚上8點，躺在床上翻看孩子照片的楊峰和任婉紅又接到了電話：“準備一下生活用品，明天可以接孩子出院了。”

　　任婉紅一把甩出手機，起身在床上又蹦又跳又笑，楊峰倚靠在床頭，靜靜地看著眼前激動的妻子。“真的是壓抑太久了，之前她經常坐在陽臺，一坐就半天，沒有一句話。”

　　宣泄過后，任婉紅哼著歌，動手收拾蓬蓬的衣物和他喜愛的玩具。“我帶上了他穿起來最可愛的藍色叮當貓棉服，還把他最喜歡的蘑菇狀的手搖鈴和一通電就會唱歌講故事的小兔子裝起來了。”她要接孩子回家。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要走規定流程，需要襄陽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統一安排，3月16日上午，楊峰和任婉紅等到了通知。夫妻二人不到半小時就趕到PICU門口，護士馮若男專門為蓬蓬洗了澡，換上了任婉紅遞進來的衣服。

　　10點50分，隔離門再次打開，任婉紅從馮若男手中接過蓬蓬。

　　“哇，這么重了！”46天后重新抱起孩子，這位母親因急切而身體顫抖，手臂感覺到重量的變化。9個多月大的蓬蓬體長從68厘米長到了74厘米，體重由原來的6公斤變成了8.3公斤，嘴里還冒出了4顆乳牙。他成了中國年齡最小的危重癥新冠肺炎康復患兒。

　　盡管各種疾病在他身上留下清晰的痕跡——頭還有點大，腦部積液也沒有完全吸收。但那一刻，任婉紅、楊峰夫婦感到無比滿足，因為每一個等待的日子都無比漫長。

　　在接孩子的前夜，母親對父親說得最多的話是：“天怎么還不亮？”（應受訪者要求，蓬蓬、楊峰、任婉紅為化名）

　　（記者 劉逸鵬）